貿易衝突 - 21世紀木材戰爭 (1982年至今)加拿大與美國的軟木木材貿易爭端是兩國間最大且持續時間最長的貿易爭端之一。這場衝突始於1982年，至今仍有其影響。主要受到影響的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作為加拿大向美國出口軟木木材的主要省份，該省在2004年至2009年間，報告損失了9,494個直接和間接就業機會。 爭端的核心在於，加拿大木材產業被指控受到聯邦和省級政府的「不公平補貼」。這是因為在加拿大，大部分林木資源由省政府所有。採伐林木所收取的「樹墩費」（stumpage fee）是由政府行政設定，而非由市場競爭決定——這與美國的做法不同。在美國，軟木木材地塊由私人所有，並且這些所有者能形成有效的政治遊說團體。美國聲稱，加拿大這種安排構成不公平的補貼，因此受到美國貿易救濟法的約束，在此法下，受補貼的外國貿易商品可能被徵收反補貼稅（countervailing duty），以抵消補貼並將商品價格拉回市場價。 加拿大政府及木材產業則反駁這一說法，基於多個因素，包括加拿大林木資源被用於多個產業，且由於缺乏特定性，不能被視為根據美國法律的補貼。根據美國貿易救濟法，反補貼的補貼必須具有針對性，特定於某一行業。這一規定排除了對旨在惠及廣泛利益的政府計畫（如修建道路等公共工程）徵收反補貼稅的可能性。自1982年以來，該爭端已發生了四次主要的變革。 香蕉戰爭 (1993-2012)1993年，歐盟對拉丁美洲香蕉徵收關稅，偏袒其前殖民地加勒比和非洲的生產商。美國多次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歐盟的措施，並獲得有利裁決。當歐盟拒絕解除限制時，美國反制，對歐洲的奢侈品（如蘇格蘭羊絨和法國芝士）課徵關稅。這場被稱為「香蕉戰爭」的貿易爭端持續近二十年，直到2012年結束。 香蕉框架協議（BFA）規定了香蕉及其他相關香蕉活動的處理、分享與生產規範。該協議於1993年由歐盟（EU）與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簽訂，背景是圍繞歐盟的香蕉進口制度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框架下的一場爭端（這場爭端有時被稱為「香蕉戰爭」）。 1993年，五個拉丁美洲國家（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向歐盟的香蕉進口制度提出投訴，認為其違反了基本的GATT原則。根據GATT框架建立的小組確認了這一觀點，但其報告未被採納，原因是歐盟和屬於非洲、加勒比及太平洋（ACP）國家的成員阻礙了必要的全體一致同意，因為這些國家在歐盟的進口制度下享有優惠待遇。翌年，經過談判，其中四個投訴國家與歐盟達成了香蕉框架協議（BFA），歐盟在協議中授予他們在出口香蕉到歐盟時，享有特定的配額份額。 2010年6月9日，歐盟與巴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秘魯和委內瑞拉共同簽署了日內瓦香蕉貿易協議（Geneva Agreement on Trade in Bananas），該協議規定從2009年起至2017年1月1日，對歐盟新鮮香蕉進口的關稅逐步降低，並終止了歐盟與這些國家間的所有持續爭端，這些國家被稱為「拉丁美洲最惠國（MFN）香蕉供應國」。
1993至2012的香蕉戰爭，影響不少南美洲農民的生計。 鋼鐵戰爭 (2002)2002年3月5日，美國總統布殊對進口鋼鐵徵收關稅。這些關稅於3月20日生效，並於2003年12月4日由布殊總統取消。研究顯示，「保護措施（鋼鐵關稅）的成本超過了其在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和就業方面的收益」。 這些為期暫時性、8%至30%的關稅本原預定持續到2005年。它們的施加是為了保護美國鋼鐵產業，免受美國調查認定的對鋼鐵進口的激增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近年來，已有超過30家鋼鐵公司申請破產。鋼鐵生產商最初甚至要求高達40%的關稅。加拿大和墨西哥由於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所面臨的懲罰，被豁免於這些關稅。此外，阿根廷、泰國和土耳其等國也被豁免。當時的典型鋼鐵關稅通常在零到一個百分比之間，8%至30%的關稅率顯得異常高，但這些稅率與美國對許多服裝和鞋類商品的標準永久關稅率相當。 布殊政府將這些關稅理由辯稱為「保護性措施（Safeguard）」，旨在保護美國鋼鐵產業，避免其受到鋼鐵進口突增的影響。根據2005年的一份研究回顧，所有關於這些關稅的研究都發現，保護措施的成本超過了其在整體GDP和就業方面的收益，也產生了重要的再分配影響。 在關稅實施期間，鋼鐵產量略有上升。然而，對美國鋼鐵產業的保護可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和反效果。一項由CITAC（消費產業貿易行動聯盟，一個由使用原材料的企業組成的貿易協會）資助的2003年研究發現，大約有20萬個工作崗位因此而流失。 中美貿易衝突 (1970 - 2020)自1980年代以來，特朗普一直主張徵收關稅，以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並促進國內製造業，聲稱美國正被貿易夥伴「剝削」；徵收關稅成為他總統競選的主要議題之一。幾乎所有接受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和路透社（Reuters）調查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措施對美國經濟弊大於利，一些經濟學家則建議採取其他方式來解決與中國的貿易逆差。 自1970年代末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美中之間的貨物貿易量迅速增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貿易增長更為迅速，雙方成為彼此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一直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多於出口到中國，2017年美中貨物貿易逆差達到3756億美元。這一貿易逆差主要由美中兩國儲蓄率的差異所驅動：中國家庭平均儲蓄率超過30%，而美國則只有約7%。 美國政府曾多次批評中美貿易關係的各個方面，包括龐大的雙邊貿易逆差和中國相對不靈活的匯率。布殊和奧巴馬政府曾對中國紡織品設置配額和徵收關稅，以保護美國國內產業，指責中國以傾銷價格出口這些產品。在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還指責中國對鋁和鋼生產提供補貼，並展開了一系列反傾銷調查。這兩屆美國政府期間，中美貿易持續增長。同期，中國經濟在名義匯率計算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大型中國經濟倡議，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及「中國製造2025」，引起一些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警覺。 更廣泛來說，美國政府視中國的經濟增長為對美國經濟和地緣政治主導地位的挑戰。 在2016年總統選戰期間，特朗普承諾會減少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原因是他認為這是由於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比如知識產權盜竊和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困難。支持對中國徵收關稅的美國人士認為，關稅能讓美國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增加，雙邊關稅應該互惠，美國應消除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並促使中國改變在知識產權和投資等方面的政策。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關稅能實現這三個目標的能力持懷疑態度。一項研究估算，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支持約120萬美國就業，並且中國跨國公司在美國直接雇用約19.7萬人，美國公司在2019年對中國投資達到1050億美元。經濟學家研究貿易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對美國製造業就業的影響，結果褒貶不一。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源於宏觀經濟因素，而非貿易政策。 美中雙方曾在北京舉行會談，會議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中共外交事務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主持，旨在防止競爭升級為衝突，穩定緊張的關係並保持溝通暢通。 中美貿易衝突 (2021 - 2024)美國總統拜登在對中國的制裁與經濟措施方面，延續並擴展了前任政府的既有政策，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包括維持與不公平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相關的關稅和制裁措施，並保留許多在特朗普時代施加的關稅，作為施壓的策略。 此外，拜登政府也針對國家安全問題實施了多項制裁，同時也強化了科技與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技術，尤其是在半導體、生產監控和國防領域，收緊對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口特定技術的限制，並擴大「實體清單」，限制美國公司向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中國企業銷售技術。 在國際層面，拜登強調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歐盟等盟友合作，共同協調對中國的經濟與安全措施，這包括聯合限制中國獲取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的行動。拜登也支持並推行了一些重要法律，例如2022年的《芯片與科學法》，提供資金促進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以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此外，他還利用行政命令加強對外國投資的審查，並進一步強化出口管制措施。 面對這些措施，拜登也面臨在經濟競爭與維持全球穩定、避免升級為衝突之間的挑戰。他持續調整制裁策略，並透過國際機構推動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以期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同時，維持全球的經濟穩定與安全。
拜登延續並擴展了前任政府的既有政策，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對中國的強硬立場。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二任期內，關稅成為他推行經濟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自2025年起，特朗普宣佈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實施高額關稅，旨在減少貿易逆差、保護美國製造業並應對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特別是在2025年，他對中國商品徵收大規模的關稅，並將關稅率逐步提升至145%以上，以施壓中國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市場准入方面作出讓步。此外，特朗普亦對鋼鐵和鋁等原料徵收高額關稅，試圖恢復美國的產業競爭力。 這些關稅措施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緊張與報復行動，包括中國和歐盟國家對美國商品實施反制關稅，進一步加劇了貿易戰。特朗普政府聲稱，這些關稅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就業、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但多數經濟學家和國際觀察人士認為，這些措施造成了供應鏈中斷、商品價格上漲，並削弱了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性。除了對中國的行動，特朗普也對部分歐盟和其他貿易夥伴加徵關稅，並持續利用貿易措施作為談判籌碼，以推動美國的經濟利益。 這些高關稅政策在短期內確實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也引發了國內外的批評，許多人擔憂這會削弱全球經濟的增長動能，並可能引發長期的貿易保護主義潮流。
特朗普在2016年發起的中美貿易戰，一直未有平息，反而越演越烈。 |
